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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不久中国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，要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，积极培育面向小型微型企业和“三农”的金融机构。数据显示，自三年前中国开始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至今，已有4000多家小额贷款公司成立，3000多亿民间资金投入其中。

然而，长期投身这一领域的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部务委员会副主席、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，却向《经济参考报》“金融大家谈”栏目表达了担忧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喜人数字背后，隐藏着巨大的“身份障碍和风险”。

“当前中国小额贷款公司面对的最大问题之一是，其后续资金不足。”汤敏告诉“金融大家谈”栏目。他说，由于微型企业的融资需求旺盛，很多小额贷款公司成立二三个月后就将全部注册资金贷出。但小额贷款公司是“只贷不存”，不能吸收存款，目前又缺乏别的机制能够从其它金融机构得到较大规模的批发贷款，持续发展所需资金很成问题。

按照相关规定，小额贷款公司能够从银行贷到不超过资本金50%的贷款，但在许多地方，连这笔款也无法保证。“典当行都能从银行得到授信，对小额贷款公司也应该有根据绩效扩大后续资金的机制。”汤敏说。

在这种只用投资者自有资本金从事贷款的不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背后，其实是中国小额贷款公司的“身份不明”。按照相关政策，小额贷款公司最终或者能接受批发贷款，或者升级成村镇银行，这也是最初吸引投资者进入这一领域的最重要的原因，但对此，国家一直没有出台相关政策细则。“巨额的民间资金已经进入兴办小额贷款公司，但小额贷款公司到底算不算是金融机构，却至今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。”汤敏说。

这种“身份不明”的困扰，直接导致还具有部分公益性质的小额贷款公司，承担了比一般商业金融机构高得多的税率。汤敏告诉“金融大家谈”栏目，小额贷款公司虽从事金融业务，但按一般工商企业征税。银行业的所得税是对存贷利率之差来征收的，而对小额贷款公司却是对贷款的全部利息收税。不仅如此，小额信贷公司贷款三个月就周转一次，与一般的金融机构相比，交的营业税也特别的高。相较之下，国家对农信社都有特别的税收优惠政策，各地对商业银行、农信社从事小企业贷款，农户贷款还有很多扶持政策，但小额贷款公司却被排除在外。“这种税收政策歧视，大大增加了小额信贷公司的生存压力。”

汤敏担心，在生存压力下，如果小额贷款公司没有出路，有的就会铤而走险，突破原有经营范围，开始变相吸收存款。“只要出现几个非法集资的公司，发生几次挤兑，搞不好就可能出问题，导致整个小额贷款公司系统被关闭。”

这种担心并非空穴来风。事实上，最近已有报道指出，部分小额贷款公司参与高利贷的运营，直接或间接地收取高于银行基准利率四倍以上的利率“这部分小贷公司处于很大的风险之中。”汤敏非常担心。

给小额贷款公司“正名”，解决其后续资金短缺问题，已成为小额信贷公司生存与发展的当务之急。对于后者，汤敏建议，国家通过招标的方式，由商业银行或国家开发银行，给运营好的小额贷款公司提供批发贷款，必要时国家给予部分担保。

汤敏通过“金融大家谈”栏目建议，中国政府可学习孟加拉国的经验。据介绍，孟加拉国政府设立了专门的国家基金，为小额贷款公司提供批发贷款。国家基金在提供批发贷款之前，将审查申请的小额贷款机构是否符合条件、是否有能力回收贷款、是否真的把资金贷给了农户等，然后再有偿地提供批发贷款。国家基金支持的小额贷款公司，商业银行一般也会愿意为其提供批发贷款。为进一步鼓励商业银行支持小额贷款公司，政府规定，这部分批发贷款也计入商业银行给小企业的贷款额度。

对于这种方式，汤敏表示，中国在开始时要谨慎一些，严格挑选那些真正好的小额贷款公司，额度小一些，以后逐步扩大。经过一段时间后，小额贷款公司证明它能够用好批发贷款，就应该逐步让一些办得好的公司升格成村镇银行，并放开对村镇银行的种种约束。

“比如，现行政策规定，办村镇银行要商业银行作为大股东。这一门槛导致村镇银行很难大规模发展，在时机成熟时，这一规定应有所松动。”汤敏说。